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对这一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两弹”元勋
        邓稼先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了中学和小学,于1945年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后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生毕业开始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做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先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奥本海默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和他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在德国哥廷根镇做玻恩的研究生。玻恩在他晚年所写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玻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方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实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风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别人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而邓稼先去了,竟能够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贡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強和葛罗夫斯,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民族感情?友情?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了阔别22年的邓稼先。在那以前,也就是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之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邓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研究室做费米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我在北京见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但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实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核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最终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里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永恒的骄傲
        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面几段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